近年来，青少年尤其是高校学生艾滋病疫情日益严峻，性教育缺失是其重要原因。中国现有50多万所学校，在校儿童青少年3亿人，每年进入青春期的有2000万人，但是全国只有首都师范大学和成都大学两所高校开设性教育辅修专业，暴露出性教育专业人才队伍培养无法满足青少年日益增长的性教育需求的社会现实。2017年3月，北师大设计、编写的儿童性教育教材《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遭遇家长吐槽，则暴露出推广性教育的艰难。近日，第三届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召开，青少年防艾和性教育等问题得到集中探讨，南方都市报评论记者(以下简称“南都”)就此专访了参与此次座谈的成都大学教授胡珍女士。

性教育不是“性交教育”

南都：性教育在中国一直是个敏感话题。2017年3月，北师大的儿童性教育教材就被吐槽太直观和太露骨。当前，国内性教育理念和推广方式是不是太超前了？

胡珍：不超前，我们已经很落伍了。实际上，中国的性教育普及工作做得还很差。在很多人头脑当中，性就是成年人的性交，把性教育狭隘地理解为“性交教育”。如果性教育就是“性交教育”，别说老百姓反对，我们也会反对。英文当中的sex education和sexuality education是不一样的。Sex就是性交，它主要是生物层面，那肯定对未成年人是不适合的。但是加了后缀的sexuality，就包括了所有关于性的感觉、文化，包括观念、审美、规范等等。与性所有有关的存在，都是性教育(sexuality education)要涉及的，包括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文化的、宗教信仰的等各个方面。整个社会都应该对这种教育有共识，无论各界领导层面还是家长层面，都应该进行这样的知识、观念的普及。

南都：既然国人容易将性教育(sexuality education)理解为性交教育(sex education)，从而在心理上难以接受，那是否说明对性教育的翻译引介过程存在问题呢？

胡珍：不是翻译的问题，实际上是我们语系、文化当中的问题。我们语系当中的性就可以让人想很多。过去对性的污名化太多了，一说性就认为是性行为，这是我们国人的理解。只有业内的人才从翻译当中来区别sex education和sexuality education，才说这两个翻译不一样，其实跟老百姓很难讲得清楚。

现在在农村推广，还不能用英文来跟家长讲，而是直接跟他讲性是什么。说性是一种活动，他就理解了，然后再解释是怎样一个活动。与性相关的活动，就是性生理健康的、性心理健全的，还要符合一定文化和规范的活动。这里面就包括了直接行为参与的活动，也包括了心理活动，性梦、性幻想这些，都是活动。那怎样能够杜绝孩子参与这些活动呢？孩子可以不做，但是不可能不去想。因此，性教育就是保证孩子们在参与这种活动时，生理是健康的，心理是健全的，行为结果是符合社会规范的，这样家长才会理解。

南都：白岩松曾建议把性教育改为“爱的教育”，这种表述可行吗？

胡珍：白岩松说国人对性还是比较敏感，建议把艾滋病的“艾”改成爱情的“爱”，把防艾和性教育都说成是“爱的教育”。

可以说，“爱的教育”我觉得策略上可以这么讲，但是在学科上没有“爱的教育”。性教育是一个学科，就像我们讲的地理、政治、语文、数学。性学是一门学问，是一门学科，可以构建它的学科体系的，“爱的教育”则没有学科体系，它非常含混。所以说从策略上我们可以这样讲，但是在专业学术界是不合适的，你怎么构建“爱的教育”的理论体系？

探讨性教育要避免所谓“传统文化”的干扰

南都：每次舆论聚焦“性教育”时，反对阵营中总会出现中国国情、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等声音，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情本质上就容不下性教育吗？

胡珍：不是。提起所谓的“传统文化”就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性是禁锢的，人们对性有一种敬畏之心，那种压抑感、约束感，使我们传统当中性是不泛滥的……对中国性的传统文化的这种解读是非常片面的。在汉唐的时候，中国的性文化、性观念是非常开放的，那时候从皇帝到民间，同性恋就有了，如割袍断袖，就是说的同性恋。不要认为传统文化对性就是压抑、保守的态度。有学者说孔孟是不反对性的，只不过认为性要节制。关键是节制是谁来给这个度呢？现在没有任何一个研究表明，超过哪个标准就是过度，因为性是非常个性化的。因此，我们无法说什么是“适度控制”，“适度控制”其实是要遵循非常多的社会规范，而不是生理层面。

至于国情，一说和西方的国情比起来，中国国情不太适合讲性教育。但是现在中国已经和国际接轨了，西方所有的东西，不管是“性自由”还是“性解放”，都已经进入中国了。我们很多人把孩子送出去，然后又把外面的东西带进来，这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现实。中国的国情是什么？还是封闭的国度？不是了，中国已经是一个和国际接轨、地球村的一员了，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因此，中国关于性的观念、行为、文化，已经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面的冲击。面对这样的冲击，我们究竟应该给孩子什么？“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来了，要抵抗现在这样一种多元交融的国情，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南都：那些“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呼声中，对性教育议题的讨论，会造成什么样的障碍？

胡珍：“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的呼声是一种声音。但是说实话，传统文化对性的禁锢，更多是对女人的禁锢，并没有对男人，它是双重标准的，现在仍然也是双重标准的。用“传统文化”批评性教育，那“传统文化”多了，孝文化、节文化等等，还有对女性的贞操文化。不要说传统文化都是好的，其中也有腐朽没落的文化。文明是代表社会进步的文化，现在很多国家的传统文化当中，对女性的割礼非常惨无人道，难道还要去继承它？所以我们如果要去深究这些问题，都拿“传统文化”做大辩论吗？“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这个大棒一挥，让人噤若寒蝉。

对大学生性道德的教育过程，就是让他们先认识性，从生理到心理、审美，到恋爱、择偶，到婚姻、家庭，到最后大学生自己去说，去理解。性活动当中该不该有道德？大学生觉得这有什么可问的，那是必须的。那现在的性道德应该是什么？大学生会提出很多，比如自愿。可是一说自愿，我们就认为这不是传统文化了，传统文化中女人是不能自愿的。所以这个时候用传统文化和道德来讨论性教育，那大家只有互相怼了。

在推广性教育的时候，我们应该冷静坐下来谈。性教育一定得适时，得科学，而并不是说各种观念。观念是你自己的，不能说你是正确的，别人就是错误的。

性教育推广目前阻力仍然很大

南都：青少年艾滋病传播率越来越引人重视，如何看待现如今的防艾教育？这种围绕艾滋病展开的防艾教育能不能起到根本作用？

胡珍：如今一提起艾滋病，就说要进行防艾教育。然而单纯讲防艾知识的教育是防不了艾滋病的，因为艾滋病在青少年当中的传播就是性行为的传播。青少年需要性的沟通，女孩子在面对男孩子的性要求时，难道就只有一个说不的权利吗？这些都是性教育所涉及的问题，他们也需要性的沟通、交流、尊重，包括接纳，当然也包括拒绝。

性教育告诉青少年，必须在很理智的时候，就讨论彼此对性行为的看法。我们必须给孩子们讲清楚，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人们都认为校园里面怎么可能有艾滋病呢？人们忘了，现在校园的性关系也很复杂，只要有多性伴侣，就有可能感染，大学校园不是净土。

如果预防艾滋病，只是讲三个传播途径，三分钟就讲清楚了，大学生都背住了，考试都可以考一百分。怎么去面对这三个传播途径？大学生都知道，第一我不去输血，第二我又不会接触母婴传播，剩下的就是一个性接触传播。那为什么现在还是有大学生不断感染艾滋病呢？我们现在把这个板子全打在同性恋身上，而且我们的数据让人觉得，好像高校的艾滋病男男传播占的百分比很高。那谁去告诉这些男男传播者要注意性安全？他们之间要怎么实现性沟通？没有人。

如果讲性教育，就有人说“性教唆”，说因为这么多年搞性教育，搞得现在艾滋病越来越多。其实这完全错误，现在哪有人在做性教育？就是因为没推广性教育，才导致艾滋病泛滥。有些学校说是在做性教育，其实根本不是，所谓的生命教育、生活技能教育，都是幼儿园阶段的东西，而不是真正的性教育。现在我们都没有“教唆”，为什么艾滋病还是猖狂了？我们没有“教唆”，为什么性侵犯事件还是那么多呢？所以，青少年的艾滋病预防问题，最终还是要落到性教育上。

南都：防艾需要学校教育跟上，家庭教育也应该跟上。以您的经验，怎样让家长消除对性教育的排斥心理呢？

胡珍：家庭教育要作为孩子第一门课堂，家长对孩子性的发育和成长，必须承担起指导的责任。例如，我只要在这个学校做性教育，新生家长会上就要讲性是什么，性教育是什么，为什么要重视性教育。家长们觉得这一块知识他们非常缺，第一次课听了以后，还会匿名向老师提出很多与孩子有关的问题。

让家长跟着课堂走，我们在推行当中是非常讲策略的。比如，邀请家长到课堂上来看看我们是怎么讲的。家长只要听了一堂课就再也不来了，因为他们太放心了，这样的性教育使他们能放心把孩子交给老师。如果他来不了，我们都是事前告知，比如说今天要讲认识我们的身体，主要讲生殖系统，告诉他要讲什么，目的是什么，然后问同不同意孩子学这个内容。其实在美国，性教育也是这样，尊重所有宗教对性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必须做到每一堂课的内容都对家长有一个知情告知，即你同不同意你的孩子明天学这个内容，不同意我们会妥善安排你的孩子，会有老师陪伴他，会让他参加其他课堂学习，这个家长几乎百分之百会同意。

南都：防艾与性教育在中国大陆推广好像并没有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那样顺利，为什么会这样，政府应该起到什么作用？

胡珍：如果看今年3月热议的北师大儿童性教育教材，可以看到大陆性教育推广的这股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但关键是我们的阻力太大，而得到的推动力太小。

阻力太大，就是民间当中性教育普及不够。社会对性教育还有非常狭隘的、错误的认识，需要打破所谓“传统文化”的阻碍。推动力太小，主要是说来自政府官方的推动力太小。台湾和香港性教育起步比较早一些，他们官方也不是那么强硬，靠的就是科普，主要是通过让学校接受性教育，让青少年意识到性是权利，自己对身体有自主权，但是对自己身体处置、或对别人的身体处置，要做负责任的选择。要会用权，不能在行使自我权利的时候剥夺别人的权利。日本文部省推动性教育的力度很大，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要求对所有的孩子进行性教育，他们也有大纲，更多是和西方接轨。而中国大陆性教育起步晚，也缺少官方的推动，探讨层次比较低。中国现在比较认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根据青少年性的发育规律编写，四个板块非常清晰，老师只能讲到那个程度，学生知道生命怎么孕育就可以，孕育过程有哪几个阶段就不再讲了。中国性教育一直停留在是否该给学生讲性、如何给学生讲性的层面上，发展是很滞后的。

推广性教育，政府要出面。中国有很多民间力量专门做这一方面的研究，教育部为什么不像对待语文、数学那样，组织专家来编写教材？政府如果不出面作为，大家就在下面各立一派。所以，政府应该好好把各种派别的代表组织起来，把其中科学的、值得推广的经验利用起来，通过政府力量大力推动性教育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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