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常说“程朱理学”，朱即朱熹，程即程颢、程頤兄弟，都是北宋时代的大儒。下面是一则对于理学家来说非常有象征意义的故事：

　　二程一日赴某士大夫家宴会，座中有两位歌妓劝酒，程颐一见，立刻拂袖而去，程颢则乃与众宾客尽欢而散。次日二程见面，谈到昨日之事，程颐犹有怒色，程颢却笑道：我昨日在那里，座中有妓，心中原本无妓；你今日在这里，斋中无妓，心中却还有妓。程颐不觉愧服。

　　在文学上，这个故事给后人留下了“大程心中无妓”的典故。但是这个故事的意义，并不在于说明那位首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程颐之严于律己，或程颢之处事圆通，而在于开始以一种道学的眼光、一种禁欲主义的标准来看待男女关系和性。因为在唐宋时代，歌妓劝酒娱客、演唱助兴，在官员和士大夫中原是极为普遍之事，参加这样的宴会本来不会招致任何道德方面的非议。

　　在这方面朱熹也大有“贡献”，例如，他有一部《诗集传》，是通过为《诗经》作注的形式阐发他自己的道学观点的。可是《诗经》这部连朱熹自己也相信是经过孔子删定的儒家经典中，竟然有至少22篇—–都是优美的爱情诗歌——–被朱熹斥为“淫奔之辞”。汉唐时代坦荡开放的性观念，在道学家们看来是不可想象的，是难以容忍的，故有“脏唐臭汉”之说。

　　理学在宋代的兴起有着非常复杂的背景，宋儒鼓吹的理论也有多方面的内容，但是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要点之一，就是对“男女大防之礼教”的大力提倡。此后这些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封建集权统治者又动用行政手段来加以鼓励，比如明太祖下诏：“民间寡妇，三十以前亡夫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这就不仅有精神鼓励，而且直接对家庭产生经济利益了。

　　随时时间的推移，道学家逐渐成功地将这样一套观念强加给中国人，那就是：女子必须从一而终，否则就是下贱而可耻的；男女之间的性爱是丑恶的，除了传宗接代不得已而行之，应该尽量压抑、回避和谴责性爱。之所以说这套观念是被强加的，是因为大部分人并非由衷地接受这套观念——这套观念根本就是反人性的，要大部分人由衷接受是不可能的。人们只是迫于舆论的压力，不敢公开表示反对而已。

　　对于这套禁欲主义的道学观念，既不敢表示反对，又不愿意接受和实行，那么出路何在？当然只剩下一条路，就是虚伪—–表面上赞成、甚至大力鼓吹禁欲主义的道德标准，行动上则照样追求和享受性爱、欣赏乃至创作色情文艺作品。好几百年以来，许许多多中国人就是这样生活的。正是这种禁欲主义的舆论和虚伪的传统，普遍造成了人们阴暗而病态的性观念。（这样爱两性健康网（www.zheyangai.com )专稿，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