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妓院在民国之初参众两院开会之时兴盛了一阵子。辛亥革命，清帝退位，一批新上台的权贵们志得意满，憋意享乐，八大胡同的妓院成为他们经常出入的场所。同时，参众两院不公开的派系斗争、保皇派复辟帝制的幕后活动，也多在妓院进行。当时，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鼓吹帝制的筹安会头面人物以及各省督军等军政人员，都是八大胡同妓院的常客。当时有所谓“两院一堂”之说，说明当时涉足“花界”者很多是社会名流。

　　后来，妓院在八大胡同附近又有了相当的发展，社会上曾流\’\’行过“王蔡朱百柳，石广火燕纱”的说法，总括了前门外十条妓院集中的胡同口“王”即王皮胡同，“蔡”指蔡家胡同，“朱”是朱家胡同，“百”是一百顺胡同，“柳”系谐音，指留守卫（今并入朱家胡同）, “石”是石头胡同，“广”指王广福斜街，“火”指火神庙夹道（今青风夹道）, “燕”是燕家胡问，“纱”指纱帽胡同。这个所谓的“十条”。虽不如八大胡同出名，却也成了妓院的代称。2 。年代到往。年代，在北京各路口雇人力车的，只要一说“拉我到十条”，车夫即知是去前门外八大胡同妓院的。

　　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于国都南迁，北京妓院的营业很不景气。据1935 年的统计，一等小班由78 家减为19 家，二等茶室由100 家减至24 家，二者均减少了四分之三。三等下处由172 家减为119 家，减少了十分之三。唯有四等由23 家增至48 家，增加了一倍多．

　　日军侵华时期，全国广大地区沦入日本人铁蹄之下。在战乱和灾荒的重迫下，大批良家女子被人口贩子拐骗，落入烟花，北京的妓院户数略有增加。至1942 年，全市共有一、二、三等妓院263 家，妓女25 97 人。当时的嫖客除了汉奸权贵以外，还有相当数量发国难财的投机倒把商人，妓院成了他们交际应酬的场所。截至1949 年北平解放时，全市尚有一、二、三等妓院237 家，妓女1268 人。

　　妓女检治所

　　由于妓院的公开设立，性病流行。当局为了全市在院妓女的性病预防和治疗，成立了北京妓女检治所，地点在宣武区骡马市大街东口路北。该所对前外以西一二三等和莲花河、四圣庙、黄花苑三等下处的在册妓女制定了分批、分期检查制度．对染病轻微者，规定按时服药；对病重者，则发给妓院一张禁止留客的通知，由妓院贴在妓女室内门后墙壁上告诉嫖客不要到那里去“住局”或“开铺”。但老板通过行贿送礼，检治所可以免发禁止留客的通知。在娼妓制度合法存在的旧社会，检治所不过是个摆设，它根本不可能消除性病。

　　“半掩门”和“暗门子”

　　旧北京除了公开的妓院外，还有大量半公开或不公开的妓院，俗称“半掩门”和“暗门子”。

　　在天桥以西福长街三、四、五条路北有临街10 余户，都是矮小的灰平房，屋内数米之地，半间屋子半间坑，没有特别设备，形同贫民窟。这些户是当地管界明知不管的半明半暗无照无税的“半掩门”。卖淫妇女年岁多在40 开外。她们平日下午站在门口拉客。这类临街“半掩门”是旧社会以卖淫为生的最悲惨的一种类型。

　　还有一种“暗门子”．多是小四合院，大门外无任何标志，与居民户同，逛“暗门子”的客人，一是相互介绍而来，二是通过“拉猴的”（也称拉皮条纤的）领来。室内也备有烟茶瓜子水果之类．还可为客备餐口如是熟客，也可约朋友前来日夜打牌（“暗门”主抽赌头）。“暗门”费用并无规定，客人随意付给．但不低于一二等妓院。此类“暗门”主或与当地警宪部门勾结，或与帮会势力联系，当地治安部门明知也不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