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号子长，生于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逝于公元前90年(汉武帝征和三年)享年55岁。后人多称他为太史公，因为他创作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记传体通史《史记》，此书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著称于世。

　　司马迁生于夏阳(今陕西韩城县南)，父亲司马谈，汉武帝时做过太史令，他学问渊博，但过早去世，他一生搜集的历史资料，为司马迁创作《史记》提供了有利条件。司马迁父亲未做官时，以农为业，少年的司马迁参加过农业劳动。他自少聪慧，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自言“年十岁则诵古文。”他年少时跟大儒董仲舒学习古代典籍，这也为他后来创作《史记》奠定了基础。

　　司马迁二十岁时，中止了闭门的读书生活，开始了游历生活，他从京城长安出发，足迹遍及江苏、浙江、湖南、山东等地方，一两年的游历生活，他搜集到了的第一手历史材料，这对他后来创作《史记》也起到了重大作用。宋代的苏辙曾说过这样的话：“太史公行天下，周揽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杰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

       遭受极刑的前因后果

　　大家都知道，司马迁的遭受宫刑，是因为他为投降匈奴的李陵(汉代“飞将军”李广的孙子)“辩解”。该不该为李陵“辩解”呢?另当别论;但不会有人说，司马迁遭受宫刑是合理的。谁都会觉得封建帝王太残忍、太可恨了!简直要怒发冲冠、拍案而起，去为司马迁报仇雪恨了!

　　司马迁遭受宫刑的缘由，在《报任安书》一信中有了详细地记述，这省去了后代人的各种推测和繁琐考证，由此观之，司马迁的这封信，其价值是异乎寻常的!

　　李陵是怎样投降匈奴的?司马迁是怎样为李陵“辩解”的?司马迁遭受宫刑后怎么样活下去?这些都是未知这段历史的人要询问的。

　　汉朝到了汉武帝时代，和西域的匈奴有了往来，也经常发生战争。公元前138年，有张骞通西域，后又有苏武出使匈奴，苏武被扣留十九年后才回到汉朝。公元前103年，汉武帝派李广利(汉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哥哥)率六万士兵去攻打匈奴，李陵率五千壮士单闯一路，目的欲分散匈奴兵力，以减少主力军队的压力。结果李陵被匈奴三万人马围困，五千壮士勇猛搏杀，匈奴却又派八万人马围攻。李陵率领将士杀敌无数，却仍未能突围，寡不敌众，箭矢如雨，将士死伤大半。在粮尽矢绝、救兵不至、无颜回朝的情况下，李陵被迫投降了匈奴。

　　如果说李陵有错的话，那就是没有“以身殉国”。司马迁并没有为李陵辩说无罪，而是说李陵的投降匈奴是万不得已的。司马迁以李陵的平时为人，认为李陵极有可能正在寻找机会再为朝廷出力。

　　司马迁只是实事求是、秉公而论，他与李陵非亲非故，不是有什么私交，有意为李陵开脱罪责。他在信中说：“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趋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这段话，把自己为李陵“辩解”的缘由，说得很透彻。

　　其实，司马迁对武帝是忠心耿耿的，世间再也没有什么比对别人忠心耿耿却遭到误解、遭受严厉惩罚更可悲的了!

　　司马迁本欲向武帝陈述自己的看法，但觉得自己官职低微，正愁没有门路。也是“天意合该如此”，适会武帝召问，于是司马迁把自己的一腔想法倾倒出来了!司马迁试图用他的说法来宽解汉武帝，同时也想以此堵塞朝廷中的那些不良风气：见人得势极尽阿谀逢迎，见人失势投井下石、诋毁诬陷。司马迁作梦也没有想到，汉武帝不仅听不进耳朵，甚至大怒，甚至误解他替李陵“辩解”是有意攻击“贰师将军”李广利。

　　司马迁在信中说：“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词。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大理，即廷尉，主管诉讼刑狱的官)。”

　　司马迁就这样，被大理寺定罪为“诬上”判处死刑。按照当时的刑律，定为死罪的犯人，有两条路可以活命。一是拿钱赎罪；一是受“宫刑”(又叫“腐刑”，像太监一样阉割生殖器)。司马迁既没有钱赎罪，又没有人出面营救，他想再活下去，就只好接受耻辱的宫刑了!

　　司马迁在信中是这样说的：“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视，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这一年，是公元前98年(汉武帝天汉三年)。司马迁四十八岁，正是他开始写作《史记》的第七年。

　　司马迁受此奇耻大辱，还能活下去吗?答案是肯定的，他想活下去，因为他的《史记》还没有写完。没有这样的愿望做支撑，他早就自杀了!司马迁以史为鉴，想到过去许多有名的人物，都是受了苦难之后，才发愤著书的。一方面为这尘世留下了千古著作——“非物质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也鸣不平于天下后世。

       身残而其志坚总成巨作

　　太史公却不能一死了之，这其间实在有三个不得不说的原因：其一，汉庭的所作所为不值得让自己殉身全节;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意思是，君主看待臣下如同自己的手足，臣下看待君主就会如同自己的腹心;君主看待臣下如同狗马，臣下看待君主就会如同不相识的人;君主看待臣下如同泥土草芥，臣下看待君主就会如同仇人。其二，即令自寻短见，文武百官也不会拿自己与召忽、子推相比。其三，《史记》未成，宏愿未了。

　　司马迁在信中说：“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孔子)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也。”他还说“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为写完《史记》，忍受了极大的肌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他信中说：“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这是说，他极端痛苦，肠子每天在腹中不断地搅动，坐下来恍惚迷离，好像丢了什么;出外则不知要往哪里去，去做什么。每想到这耻辱的事，汗便从背脊上冒出，湿透了衣裳。”

       终成伟大

　　《报任安书》长达两千多字，这么长的古文，是罕见的。这篇古文最早出现在班固的《汉书》中，清代编纂的《古文观止》收录了它，评析说：“此书反复曲折，首尾相续，叙事明白，豪气逼人。其感慨啸歌，大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文情至此极矣!”这是很中肯的评价。

　　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封建社会中的一部鸿篇巨著，它开创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体制和规模，被汉以后的史学家称为史书的“极则”，在文学上，它的成就和影响也是巨大的，鲁迅称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是一部记载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到汉武帝初年的通史，时间跨度三千多年。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八书、十表、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余字。前后写了十几年，空前绝后的旷世之作。

　　宫刑对于一个人精神的伤害远远大于肉体之痛。遭受此种打击却还能从“疾风怒雨”的心理阴影中走出的人，亘古少见。但欧洲中世纪的阿伯拉尔与中国汉代的司马迁却做到了!二人同遭宫刑，不仅没有倒下，反而“退论书策以舒其愤”，爆发出更大的精神能量，写出了一部千古华章。这一切，恐怕是当初滥施暴力者所始料未及的!试想，如果他们的身躯未遭删刈，便不会有隽永深刻的《劫余录》，虽然司马迁仍然会著述《史记》，但其笔锋也会因少了几分世事磨洗而黯然无力!阉割之于他们，便如将其精神之剑投入冷水之中加以淬火。是的，对于杰出之士而言，肉体的毁坏，足以刺激其精进不休、升华蜕变;与此相反的是，一个人的精神一旦惨遭宫刑，则其肉体再是健全，也无法掩饰其品格之残缺与灵魂之渺小。古往今来，这样的例子不绝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