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露古今中外,形形色色的性文化，当然中国作为文明古国，有其自己的性文化，下面我们来了解下。

　　性与性别考古学(Sex and Gender archaeology)，有时也称之为女性主义考古学(the Feminist archaeology)，是近30多年来在西方考古学界日益兴起的一个新型学科研究领域。它一方面致力于对传统考古学实践中的性别问题特别是性别公正问题进行考察，要求恢复和确认女考古学家在考古学领域的地位与贡献，并且为女考古学家谋求更为平等的职业环境和待遇;另一方面，也对于传统考古学理论及其研究内容存在的性别问题进行分析与反思，力图从全新的性与性别的视角对于考古资料进行新的诠释，从而揭示史前和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社会中的性与性别关系肯性与性别观念等。

　　1 性考古学的渊源

　　考古学(archaeology)在西方国家一般被归属在人文学科领域之内，在中国则是属于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一些国家多从属于人类学，还有划归艺术史的。考古学的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物质资料，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物质实物资料包括各种遗迹和遗物等。

　　早在公元1~2世纪，中国就出现“考古”一词。泛指研究古代的学问。

　　到了北宋中叶，大约在11世纪左右，诞生了一门研究青铜器和石刻的学问或学科即金石学，而成为中国最早的考古学。公元1092年就有一部名为《考古图》的著作问世，就已经率先使用了了“考古”一词。

　　而近代西方考古学则开始于20 世纪初期，随着一些西方学者到田野古迹遗址进行考察研究，于是形成了一门名为“田野考古学”的学科。以后该学科不断发展而成为现代考古学。

　　相比较传统考古学，性别考古学或性考古学就相对年轻一些，性别考古学产生的动力源泉来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思潮。在各个历史时期，女权主义运动的诉求是不同的，因而面对各种社会学科的影响也有差异。相对于女权主义对社会学、文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渗透与影响，女权主义对传统考古学的影响较晚。女权主义思潮从19世纪西方工业革命时期开始出现，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与之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斗争目标不同的派别，一般把这一时期的女权主义称之为现代女权主义。随后单纯强调女权主义带来诸多社会问题，以及极致的强调女权主义也导致男权主义的翻版，此后又产生了多元价值观的新女权主义或称为后现代女权主义。性别考古学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其主要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是女性考古学家在考古实践中遇到的性别歧视;第二则是考古内容解释方面存在的传统定向的“男性化”视角。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性别考古学家开始逐渐走出为女性考古学家争取平等地位的研究范围，而开始注意到“考古学领域的性别差异和偏见与歧视还体现在学界对考古学研究课题的选择、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应用，以及对材料的解释上。”

　　2 斯佩克特的《考古学与性别研究》

　　根据西方学术界的研究，英国第一位女性考古学家是陶赛·林洛德(Dorothy Lirrod)，虽然她很早就参加了英国的田野考古活动，但一直没有获得确认，直到1937年她才被任命为牛津大学的教授。此后，很少有女性考古学家参加田野考古活动。

　　现代性别考古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兴起时才得以出现的。美国女教授玛格丽特·康姬(Margart Conkey) 和珍尼特·斯佩克特(Janet Spectors)在1986年共同发表了一篇题为《考古学与性别研究》一文，其文可以称为性别考古学的开山之作。她们两位女教授在论文中明确提出我们要建立性别考古的清晰构架，要从考古资料中观察历史上有关性别的发展与演进，从多维度和多方面社会现象来观察研究，既包括特定文化下不同性别扮演的不同角色，也包括强调男女个人的自我感受，还包括特定社会背景中的性别意识形态等。

　　也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不久，斯佩克特出版了她的性别考古学的代表作《角柄椎的意蕴》一书。正如一些学者评论的那样： 斯佩克特“她突破男性和外来殖民者的视角，从角柄椎对瓦普顿女性的意义出发，复员瓦普顿村宗教领袖的家庭组成和关系，作为社会活动的女红比赛，角柄椎的制作和使用制度，瓦普顿人的迁徙周期，公房结构乃至小川流的夏末天气气候等种种材料，构成另一种意义上的真实故事。”同时，斯佩克特的贡献还体现在考古学的写作方式的转变上，她以性别作为突破点，在一个新的深层面上，足以引发考古学家们在不同种族，不同等级，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等需求上打开新的突破点。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斯佩克特等提出的性别考古学具有一种考古学革新的作用与意义，是值得赞赏的。

　　3 林嘉琳与孙岩的《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

　　在性别考古学的方法论和研究策略上，加拿大考古学家不莱赖恩·海登教授所提出的建议值得借鉴。海登教授认为研究性别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规律性的或理论通则的方法;一种是具体的方法。此外海登博士还提出性别考古学的六种研究方法：(1)比较民族志研究：确定一种特殊的行为是否具有普遍性，并且如何解释这种普遍性;(2)骨骼与葬俗研究：对骨骼进行病理学分析可以断定其性别、其生前的生活条件以及劳动强度。墓葬的处置、不同性别的葬俗处置以及随葬品的不同等，这些都是其性别和社会结构的重要信息来源;(3)古代文献资料：早期文献记载对于了解古代女性活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文献记载受到当时具体文化的制约，所以文献作者不免出现一定的局限性;(4)艺术与神话：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图腾和符号是考古学研究的具体材料;(5)生理学研究：男男女女在生理上的差异也是性别考古学要注意的一个方面;(6)比较动物学研究：指通过观察高等灵长类动物比如黑猩猩的两性差别，来和人类男女两性进行比较研究等。

　　布莱恩·海登教授的性别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对于西方性别考古学家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性别考古学家逐渐走出为女性考古学家填补历史、争取平等地位的研究范围，开始注意到“考古学领域的性别偏见与歧视还体现在学界对考古学研究课题的选择、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应用以及材料的解释上”。

　　从90年代开始，西方考古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当代考古阶段，也被称之为后现代时期的考古学。这时期，性别考古学已经从以女性研究为主发展成为对于古代社会男女两性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关系的探索。随着西方整个考古学的发展，特别跨学科研究在西方当代考古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当代西方性别考古学也成为一门当红的学科。“妇女”和“性别”概念隐含的本质主义观念进一步受到批判，非欧美地区的性别考古学开始引起关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中的性别身份和性别关系的建构及其差异，逐渐成为了新的研究课题，这样当代性别考古学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和历史环境下，出现了由林嘉琳和孙岩主编的题为《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一书。对于这部专著，一些学者包括国内一些学者，认为是中国性别考古学的开篇之作。虽然，中国考古学界不乏关于性别的讨论，但运用“性别考古学”理论与视角的研究尚未出现，因此，从某种意义讲来，林嘉琳和孙岩主编的这部《性别研究和中国考古学》一书，就成为了当代中国考古学专著中第一部讨论考古学中的性别问题的专著。该专著按照时代顺序分为新石器时代、商代、周代和汉代等四个部分，分别从墓葬、聚落、文物和文献等方面探讨了古代中国的性别差异所反映的社会现象，展现了性别视角应用于中国考古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功。该书的中文译本的出版，引起了中国考古学界的关注。

　　但是，严格说来，这本书称不上一部考古学专著，充其量不过是一部中国考古论文汇辑，因为这是美国学者林嘉琳博士和孙岩先生将一批国外学者关于中国考古学的性别研究论文汇编成集的。

　　4 中国考古学的性别研究：过去与现状

　　根据一些中国考古学家的研究，中国考古学中的性别研究的发展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中国考古学诞生之际到新中国建国初期。当时一些中国考古学家主要借用出土的文字材料讨论商代的婚姻制度和母权问题。代表人物如郭沫若、胡厚宜、夏鼐等人，虽然他们未以性别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但是，已经开始涉及到考古学的性别问题。第二阶段为建国以来直到80年代初期。中国考古学界基本上是在马克思主义考古理论指导下运用考古资料对于一系列问题进行探讨，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女性在史前和早期社会中的政治与经济地位、两性的社会角色、家庭结构关系、性别观念和变化等内容。在这些研究中中国特有的性别考古研究已经基本确定了，在这些研究中中国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考古学者，诸如郭沫若、夏鼐、李学勤等。第三阶段为20 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现代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开始引进，特别是后现代主义逐步开始影响中国考古学模式，包括西方性别考古学概念，但是由于一些原因，有关性别研究问题的研究还处在保守阶段，未能开展起来。

　　近年来，中国和海外考古学家都对中国汉墓出土文物进行了有关性别考古学研究，如 Despeux, Catherine and Livia Kohn, women in Daoism,dikotter Group, Sex,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 and Jesieca Leo, Sex and Archaeology 等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讨论了中国汉墓考古出土的文物与古代性别的关系，可以说他们的研究也丰富了西方学术界的汉学研究。

　　在中国国内一些考古学家也发表了一批优秀的性别考古学专著，如李零教授所著《中国方术正考》一书等，以及陈海先生所发表的论文《G-点与西汉女用性玩具考》一文等，这些论文和专著被西方学术界推崇为中国性别考古学的开山之作。下面我们不妨看一些陈海先生的论文的要点。话题还要从2002年陕西考古研究所在西安市郊的明珠新家园基建工地进行考古挖掘，从M-54 西汉汉墓出土的葬品中发现了一批青铜、骨质遗物等说起。其中有四件青铜质性玩具，系模拟男性阴茎形象之物，还有七件骨质器物，形状无法断定，用途和名称不明，但是其中一件与铜质男根套合放置，并有布帛包裹的收藏痕迹。

　　陈海先生同其他几个考古学家讨论后，认为这些东西是西汉妇女所使用的性玩具，也有一些学者把这些东西统称之为性器。前面提到有四件为铜质男性阴茎状物件，那其他七件骨质器物是何东西呢?根据考古调查报告，它们大致可分为两类; 其中编号为5，6，7，8 的四件物品，是用牛腿管骨加工制成的，其前段两侧各开有两个纵矩形通孔，使得此管骨形成头环、中环和根环三个前后并列贯通的环，其间上下各由两段腹梁脊梁连接，组成管状三环多孔框架结构。有趣的是，这几件骨质物件的长度大多和男根长度相似。从其造型和长度，考古学家断定为女性的性玩具或性用品。陈海先生认为这些性玩具或性用品应该是西汉后宫的宫中之物。

　　因此，可以输在文化建国的热潮之中，有必要对于中国的性文化与性艺术进行梳理，让国人真正认识各个时期的性文化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