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寓”出现于清朝咸丰初年(1851年)，创始人是一个叫朱素兰的女子。她擅长说书，也会填词，于是创设书场，挂上了书寓(说书人的寓所)的牌子。朱素兰创建书寓时，已经五十多岁了，据说，她在说书时，总是打扮得非常庄重，有来听书的客人戏谑道：“这是在额头上立贞节牌坊！”

　　书寓是妓女的最高级，必须通过考试才有资格

　　早期书寓有严格的规则，妓女要取得书寓的名号，要进行考核(每年一次，春秋二季)。应试的妓女，先说一段传奇，然后弹一曲琵琶，由业内养家的高手为评委评论打分，及格就取得书寓称号。后来因为生意红火，书寓考试放宽，传奇可以被京剧和昆曲代替，但必须说、唱全能。如果不能说道白，就不予通过。同治年间很红的周瑞仙、严丽贞就是以会说传奇《三笑姻缘》而出名的。

　　书寓禁止留客过夜，即使有情投意合的郎君，也不能放在脸上，这是堂子里的规矩，也是一个“先生”的自尊。朱素兰的姐姐朱品兰曾经爱上了某位客人，想要嫁给他，结果被假母(即鸨儿)锁在房间里，很快便被卖掉。书寓中也有嫁得金龟婿的例子，如苏州的小桂珠，她擅长唱俞调、画兰花，但每次接客只接待文人，不接待商贾，因为她发誓“要嫁一个翰林”。最后终于如愿，嫁给了福建的某太史。

　　书寓的生活是怎样的

　　除了说书弹唱，书寓的娼妓们还有一项工作，便是陪酒。陪酒时可与客人亲近些，但喝完酒便须与客人保持一尺以上的距离，以示尊严。书寓的收入除书场的包酬外，一场书得大洋一元。

　　因为有以上种种规矩，通常称那些娼妓为“书史”(说书倌人)、“词史”(诗词倌人)和“先生”，后来，便统称“先生”。晚清王延鼎日记《南浦行云路》自杭州至南昌沿途记听书：“难后(灭太平天国后)女说书者风行与沪上，实即妓也，亦称先生。”

　　书寓有时也出门陪酒，名曰出堂差。早期的书寓不卖淫则已，一旦卖淫，其身价高昂，远非一般商人可以承担得了的。

　　近代书寓的发展

　　光绪初年(1875年)，书寓从城内向公共租界迁移，人数从100发展到300之多，大多分布在公共租界的东西画锦里、百花底、桂馨里、兆荣里、兆 华里、兆富里、兆贵里、尚仁里、久安里、同庆里、日新里等弄堂中。为了保持书寓的地位，专门成立了书寓公所，规定入场唱说的须由公所批准承认资格。不过，这一严苛的规定慢慢变松，发展到后来，只需向公所交纳三十元大洋，即可挂上一块书寓的招牌了。

　　书寓中的娼妓，籍贯多为苏州、常熟、吴江、扬州。亦分帮派，扬州帮第一个败下阵来，紧接着是吴江帮，苏帮最终独霸一方。《海上花列传》以苏州话为蓝本，便是苏帮女子获胜的佐证之一。

　　苏帮独霸书寓后，书寓便渐渐放弃原先只卖艺不卖身的传统。只要有钱，春宵一度不是一件难事了。这是在光绪十年(1884年)时的事情。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时，从事该行业的已达400人。虽然如此，由于传统习惯的根深蒂固，进书寓的妓女仍需找介绍人推荐，并得学会几句词书装装门面。这仍让人感觉手续繁，于是，一种身分与书寓相当，而无须履行这种繁杂手续的娼妓“长三”，便应运而生了。

　　到民国初年，上海的妓院渐渐形成了几种等级，最上等的曰“长三”;次等的曰“幺二”;再次曰“雉妓”，曰“烟妓”。

　　为什么会叫“长三”和“幺二”呢?“长三”本来指的是牌面为两排三点的骨牌，初辟租界设立长三、幺二妓院时，凡游客前往茶会，须给资三元，召妓侑觞每次亦需三元;幺二的价钱比较便宜，茶会一元，堂唱二元。

　　整个民国时期，长三居于娼妓等级之最。她们能歌善舞，有的会评弹，有的擅昆曲清音，但节目花样，已经远远不能和同光时期的书寓相比了。比如《海上花》里，黄翠凤还能拉着胡琴一曲“荡湖船”，小小的李浣芳也唱得来《长生殿•小宴》的“天闲云淡”，但新买来的周双玉没几天就出局，乡下来的赵二宝也好像没经什么培训就挂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