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二奶”在现代是很普遍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港台一些在广东及东南沿海一带投资办企业的已婚富商。那么在古代会有包二奶这现象吗？

　　据史书记载，在中国古代的唐朝，“包二奶”就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置别宅妇”，自然“别宅妇”就是古代的“二奶”了。女人当“别宅妇”，在唐朝不能算出嫁，所以“别宅妇”一般都属未婚女性，即便生了小孩，也不能改变未婚的身份。 “别宅妇”往往就是“别第妓女，或“外妇”，养“别宅妇”也就近似于包养妓女了。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妻妾同堂而居的现象较为普遍，一个有钱的男人可以在明媒正娶有一个正妻的同时，也是可以迎纳一至两三个妾的。按照中国古代的家庭礼教，妻与妾在家庭地位上虽然有着明显的区别，但也都是在合法婚姻之内的，也就说当时的社会家庭礼教承认这种婚姻关系。而作为“二奶”的“别宅妇”就大不同了，“别宅妇”是不能看作为丈夫家里人的，也仅仅是已婚男人的婚外“性伙伴”而已。说得更直白一些，“别宅妇”也好，“包二奶”也罢，她们都是单一满足男子性欲的女人。

　　在古时的一般情况下，男人在外地谋事，长期远离妻妾，才会置“别宅妇”的。虽然置“别宅妇”的成本开销要比逛妓院大一些，但 “别宅妇”毕竟是专属于一个男人的女人，在满足特定男人性欲方面有着一定的专属性和排他性，因而被一些比较有钱的男人乐于接受。当然，还有一种情况的置“别宅妇”，那就是妻、妾容不下男人再讨一房女人，男人无奈只好安置在外面。

　　比如，唐人张鷟所著的以记述隋唐两代朝野逸闻为主的笔记小说《朝野佥载》中，有一个任瑰置“别宅妇”的故事：初，兵部尚书任瑰敕赐宫女二人，皆国色。妻妒，烂二女头发秃尽。太宗闻之，令上宫赍金壶瓶酒赐之，云：“饮之立死。瑰三品，合置姬媵。尔后不妒，不须饮；若妒，即饮之。”柳氏拜敕讫，曰：“妾与瑰结发夫妻，俱出微贱，更相辅翼，遂致荣官。瑰今多内嬖，诚不如死。”饮尽而卧。然实非鸩也，巨夜半睡醒。帝谓瑰日：“其性如此，朕亦当畏之。”因诏二女令别宅安置。

　　由此可见，任瑰“包二奶”是因为怕老婆，连李世民的“毒酒”都敢喝下肚子，任瑰把敕赐的二个宫女带回家，岂不是找麻烦吗，于是他只好重新找房子，另外安置。古时，有钱有势的男人给女人所住的“外宅”或买房，或租房，或借房，与今天有钱的大款可以购一处房子给“二奶”，有权的官员可以把情妇养在高档宾馆的长包房里，也是极为相似的。

　　唐玄宗时期，别宅妇曾一度被禁。据《唐会要》（卷41）记载：“开元三年二月敕：‘禁别宅妇人，如犯者，五品以上贬远恶处，妇人配人掖庭’。”李适当皇帝时，翰林学士吴通玄娶宗室女为别宅妇，还作为一大罪状，被人告到李适面前。

　　这样看来，有权有势的唐代男人“包二奶”，自然也要小心谨慎一些的，如果稍不小心注意，也会招惹出麻烦来的，严重的甚至还要吃官司的。史书记载，在唐朝的后期，男人置“别宅妇”才被逐渐放开，先由官人们开头，随后在民间渐成风气，使唐代后期的淫糜风气日盛，开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先河。

　　在我看来，尽管唐代后期淫糜风气日盛，但能够置“别宅妇”的，也的确跟今天那些“包二奶”的情形相差不多，都是那些有权有势有钱的男人们的专利。至于唐代后期的绝大多数男人，也和今天的绝大多数男人们一样，依然还是在规规矩矩地墨守着一夫一妻的陈规，而这作为当时和今天社会的主流和常态，恰恰保持了中国社会婚姻家庭生活从古至今的健康稳定和发展向前。